冀朝铸 （1952届）

我9岁随父母去美国。为了参加抗美援朝，1950年10月初，我中断了在哈佛的学习同其他数十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返回祖国。我们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将近三个多星期，中途经过日本和菲律宾，最后停泊在香港码头。

船到香港靠码头后，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我和同船回国的中国留美学生一起下船。那一群警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把我们从码头押送到火车站。

1950年10月25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我们在香港武装警察的押送下上火车，直接到达罗湖桥头。一走过桥，前面的扩音喇叭突然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有一大群人跑上前来，向我们问寒问暖，并为我们拿行李、办理入关手续，使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双膝跪在地上，亲吻着祖国的土地。

我们在广州住在爱群饭店，休息了几天，受到了极为热情友好的接待。然后我们做火车去北京。那时由于还没有武汉长江大桥，我们在武昌下车，过长江到汉口继续乘车北上。

到达北京后不久，我便要求去清华。清华接纳了我，插班进入化学系三年级。我本来在美国哈佛大学是学普通化学的，回国后，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改学物理化学，以便参加造原子弹。我当时的计划是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去苏联读博士学位，再回国,为祖国的高、精、尖服务。

清华大学的功课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当时清华用的课本都是哈佛的，因此很容易就跟上了。唯一困难的是生活上的变化。清华的生活与哈佛是有巨大差别的，当时对我来说，是极为艰苦的。在清华，八个人住一间卧室，睡上下铺，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要洗澡必须要到一个公共藻堂，离宿舍很远。而哈佛的学生都住在2-5居室的宿舍套间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卧室，每个套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和洗手间供套间内的学生共用。在清华吃饭时没有椅子，只能站着吃。伙食很简单，没有肉，菜也很少,而且主食是高梁米饭和窝窝头。这比起我在哈佛大学学生餐厅里的伙食——每顿都有牛排、羊排、蔬菜、冰淇淋、水果等食品来说，当然是差别很大。但是我一心要为祖国服务，努力克服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包括语言上的困难.。

我刚回国时只会英文，中文基本上是文盲。在口语方面，除了我平时在家里同父母说的很简单的山西话以外，和同学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我管蜻蜓叫“龙飞”，因为蜻蜓的英文是dragonfly由“龙”dragon和“飞”fly两个字组成的。我管蚱蜢叫“草跳”，因为蚱蜢的英文是grasshopper由“草”grass和“跳”hopper两个字组成的。幸好当时清华大学尚未进行教育改革，所用课本仍然是英文的，同哈佛大学的一样。所以对我来说，在课堂听讲没有太多的困难，只是生活上有时需要人帮我翻译。我在同学的热心帮助下，努力学习中文，每天背诵《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并反复抄写报纸上的短文，遇到不会写的字就请同学帮忙。我用这个办法学习写字。由于没有受过写字的正规训练，至今我写的字还很糟糕，同学们称我的字为“狗爬”。直到现在，当我在各省、市参观访问时，最怕的就是主人好意请我题词，因为我的字很不好，实在拿不出去，看到客厅桌上摆着笔墨和纸，就感到紧张，因为知道又要我题词了。我几次想在有空时，好好练练字，但可惜就是忙得找不出时间来练。

由于我在清华的同学很多是南方人。所以我接触的很多是南方人。因此我的中文讲起来一直到现在还是南腔北调。

我在清华化学系学习两年后即将毕业。我刚回国后，就报名要求去抗美援朝，当时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材，因此规定在校的理工科大学生暂缓入伍，我投笔从戎的愿望暂时未能实现。这时我申请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于1951年5月4日加入了，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1952年4月，我正在忙着写毕业论文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要求已被批准，要我马上到外交部报道。那时由于志愿军全线反击，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已经退到“三八线”以南，中国和朝鲜为一方开始在板门店和联合国军一方进行谈判，需要更多英语较好的人才，我要求去抗美援朝的愿望终于实现。我离开了清华，这样我的外交生涯就开始了，到现在已是半个多世纪，直到现在，我还同我在清华的老同学保持联系。

（作者为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驻英国等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