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 （1952届）
一九四八：我选择了清华
我是一九四七年冬季从湖南长沙的明德高中毕业，一九四八年暑期在上海报考，考进清华大学的。
我报考了三个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清华和浙大报的是化学系，交大报的是电机系，都是报的公费奖学金。别人同我说，这三所都是名牌大学，难考，你就那么有把握？再考个比较容易考的大学吧。我听从了这个意见，又报了同济大学。我以为同济大学是比较容易考的大学。其实，同济大学也是难考的名牌大学，只不过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同济的名声而已。
结果，同济考卷中的一道大题，我一时懵了头，考砸了，没有录取。清华、浙大、交大，倒都录取了。
三所学校，选择那一所呢？
没有犹豫，我选了清华。
这是因为我一直向往北平的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因为我有两位很亲密的同学，他们比我早一年到了北平，在过去的一年中不断给我写信讲学生运动的故事。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北大的刘观恩，一位是清华的李敉功。
我在上海考完大学，就去了香港。我父亲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时已由组织安排，从上海撤退到香港。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我在香港能够读到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那时，正是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伟大转折的时期。七月三十日新华社发表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这篇著名的社论。东北全境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获得解放。长春、沈阳几个大城市已经在东北野战军的包围之中。关内的形势会不会同样地发展，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会不会同样地变成被围困的孤城？我还要不要到即将处在这样的形势下的北平去？我的父亲在等待安排，也许要准备进入解放区，我要不要同他一起等待？但是，一来父亲何时去解放区，组织上还没有决定，能不能带子女一起去，更没有确定，二来对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那时都还缺乏足够的估计，总以为全国解放还要好几年（那篇社论不是说了：还要准备用三、四年时间作艰苦的斗争吗？），我不能在香港或广州累月成年地等待。我还是决定去北平上学。
但是，在香港有很好的了解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机会，我不能放过。我向清华写信，请求晚一点报到。在香港住了近两个月，才乘坐一条轮船，转道韩国仁川到达天津，再换火车到北平。已经是十月初了，早过了新生集中入学的时间，学校没有人来接站。
下了火车，我就问：取行李在什么地方？人家答道：“往北。”这使我不知所措。因为在南方问路，别人会说：往前，往后，往右拐，往左拐。初到北平，不辨方向，怎么识得东、南、西、北？
取了行李，又不知道如何去清华。人家解说，我也听不明白。只好叫一辆三轮车，请他送我去清华。这位三轮车夫，把我送到东华门，送上在那里等待发车的清华校车。那是一辆木炭汽车，噗噗嘶嘶，出了西直门，穿过郊区的小镇、田野和一片一片冷清的墓地，一直开到清华园二校门。
我就这样到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入盟入党
入学注册，我得到一个学号：三七一九九。
头两个字“三七”，表示民国三十七年（即一九四八年）入学。
一到校，我就加入了地下党团领导的一个以三七级新生为主体的学生团体--春泥团契。这个团契已经活动约一个月了。
这自然与前我一年已到清华的老同学李敉功预先的介绍有关。我们在长沙时、在通信中，对对方的政治倾向已经相互深知。我到清华以后，又告诉他我的父亲是地下党员，告诉他我父亲说在清华一定有地下党。
进步学生们想找党，党也想发展进步学生们入党。
团契本来是基督教在青年中进行传教活动的一种形式，共产党借用这种形式来做学生工作。春泥团契主体是一年级新生，也有一些高年级生作骨干。活动无非是组织读书--当然是读进步的文艺书、历史书、哲学书和政治书，组织唱歌--当然是唱学运的歌、民间的歌、《山那边哟好地方》之类的歌，组织跳舞--当然是跳集体的舞、民间的舞，组织游览——去圆明园、颐和园，去八达岭看万里长城……
当然，少不了还有各种演讲会、座谈会……
春泥团契里还有一种活动，叫轮流日记。一人记一天，有什么观感，发什么牢骚，写一首诗，写一封信，什么都可以，然后传给下一个人，由他记另一天。有一位同学，她愿意参加游艺活动，但不愿意记什么日记。轮到她了，她就写了一句：我最讨厌记日记了。大家一笑，也由着她。
我到北平来，本来是向往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可是，一九四八年下学期，罢课游行已经转入低调。我只在十月底参加过一次短时间的停课，是教师为物价飞涨要求加薪而罢教，学生声援教师并要求全面公费待遇以谋求最低生活而“总请假”。那时学生运动的工作重点，似乎已经转向团结和引导学校师生，关心时局，保存力量，发展组织，准备迎接解放。
不久，大约十一月初，团契里的一位同学——机械系二年级的徐乃明，来发展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新联）。我当然高兴地加入了。后来知道，这新联，是地下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中的一个。适应地下工作的环境，这样的外围组织不止一个，在清华就有新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等六个之多。
根据徐乃明跟我约定的暗号，另外一位同学--电机系一年级的凌瑞骥来跟我接头。作为联系人，他联系一个新联小组，这个小组除他之外，还有三个人，我一个，李敉功一个（他已从电机系转到化学系来），郭士炎一个（他是机械系的学生）。
又过了一个月，大约是十二月初，凌瑞骥同我谈话，谈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政治观点，然后问我愿不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谈了党对党员的要求，主要是要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党的事业奋斗，那怕牺牲个人的自由乃至牺牲个人的生命。我知道这是党来找我了。我欣然说愿意、愿意。过几天，凌瑞骥又来找我，郑重地跟我握手，说：我代表组织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开始，你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了！这就是我的入党仪式。我们的谈话，就在清华的校园里，没有党旗，没有宣誓，散着步，一握手，就完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就凌瑞骥一个。这些大概是适应地下环境，比党章规定的手续要简单一些。
又不久，凌瑞骥同他联系的新联小组谈话，宣布：我们这个小组，现在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小组了。
我没有想到，但是也没有什么意外。
（当我把这篇文章送请凌瑞骥阅看时，凌告诉我说：发展你们三人入党，是杨朝俶布置给我的。当时你把入党想得非常理想化，认为那是一个革命者毕生的追求，只有达到非常高的觉悟才能入党。我把你的想法报告杨朝俶，他认为你条件已经具备，完全可以吸收。你们入党后不久，我们还以“窝窝头”的署名在明斋后面的大饭厅前出过报道解放战争形势的海报。）
形势发展比大多数人预料的要快。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我们在春泥团契里讨论着解放军何时入关，会走哪条路线入关。
一个大的战役之后一般设想总要休整一段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人们议论未定，东北野战军已经排山倒海般地进入关内，立即包围了天津和北平。
十二月十三日，我们还在化学馆里听张子高老师讲普通化学课，隐隐听到北边传来的炮声。先是辨不大清楚的低声，讲课还在继续，忽然一声响得大一点，张老先生一吃惊，手中的粉笔都掉到地上了。大家无心上课，都跑到楼层顶上想看看究竟，课就这么停下来了。
当晚，国民党军队要把大炮阵地设在清华园里靠西边的气象台、生物馆、化学馆一带。师生们一面交涉，要他们不要在这里设阵地，化学系有的学生还住进化学馆护校，一面大部分往校园的东边图书馆一带躲藏，临时在那边住了一晚。
十二月十四日，人们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撤走。
清华园漫漫地沸腾起来。活跃一些的学生走出校园，去青龙桥，去玉泉山，同那些戴着大皮帽子站岗的、年轻而腼腆的解放军战士搭话，缠着几乎同样年轻的指导员、指挥员访谈。新华社的最新战报、政治新闻和这些访谈的报导，贴满了校园。
解放了的清华园
十二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清华大学西门外贴了一张“严加保护”的布告，标志着清华园已经获得解放。
十九日傍晚，国民党空军的一架飞机飞临西郊，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上空转了几圈，抛下几个炸弹，落在两校的野地上。有的没有炸，有的炸了也不过炸个不大的土坑。既没有伤人，也没有毁建筑。这算是国民党军队对清华、燕京的最后告别吧。但这最后一炸，却激起广大师生极大的愤慨。同学们纷纷去看那炸坑。“他们居然把炸弹丢到这里来了！”我就听到我们班一位同学愤愤地喃喃自语。可以说，这炸弹炸掉了在一部分师生中对国民党可能还存有的最后一点幻想！
解放军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在西郊以白石桥为界对峙着。家在城内的学生陆续回到清华园。到处流传着和谈的消息。一时，从地下党的领导那里传下来，傅作义的部队可能从北平突围到绥远去，如果那样，势必经过清华一带，地下党得作部署和准备。不几天，这样的危险似乎已不再存在，清华园里热烈地准备着协助解放军进北平作宣传。
清华大学有学生自治会，学生运动则大体上是以社团为主要阵地进行活动，现在形势变了，进步学生力量更大了，遍布各系级了。于是，组织宣传队进城迎接解放的工作，在“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以系级为主来进行。在饭厅里开会，大家都赞成组织进城工作的宣传队。全校成立五个宣传大队，每个大队下设几个中队，中队下又设小队。化学系一二年级为一个中队，自己取名为“尖兵中队”。化学系二年级的同学人数比一年级的多，一起哄，把我这个一年级新生选为中队长。李敉功是化一小队的队长。
我们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们大多是地下党员。地下党的不同系统这时已经开始打通关系。大队要决定什么事项，党员先开会，再同全体中队长一起开会。有一些具体安排，讨论中有争议，一表决，总是按原定方案通过。那几个不是党员（也许是还没有打通关系的党员）的中队长觉得纳闷，党员队长们则觉得多了一次会议，多了一层麻烦。这大概是秘密党的工作方式同党外干部发生某种不协调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化学系的同学们在化学馆包饺子，一起听新华社广播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些教师也来参加。
平津局势发展极快。天津给解放军一举打下来了。人们亟盼的北平和平解放却姗姗来迟。在清华园里为准备进城而学习的时间，在人们的感觉里拉得很长。
在颐和园对面的清华大学农学院内给清华的地下党团干部作过一次报告。报告人我记得是荣高棠，也可能记得不准确。这次报告会还是采取地下活动的形式。这是我第一次听党的干部作大报告。别的内容记不得了，但一个生动的比方却记得很清楚。报告者告诫我们：要团结广大青年，不要看不起落后分子。现在的形势是进步潮流不可挡。进步分子固然面孔向前，领着推着群众前进；中间分子面朝四边，也在人群中随着大流前进；就是落后分子，面孔朝后，想往后走，但在人群中被挤着，被裹着，身不由已，也在前进。
进步、中间、落后，这是当时流行的划分人群的方法。这种划分，就根据一个“政治标准”，而所谓“政治标准”，其实就是其人对当前政治形势、政治运动、政治学习的态度。这当然是狭隘的观点，观其一点，不及其余，学业、为人等等都没有在考虑之列。但是，这番话也的确正中了"进步分子"自视甚高、用固定眼光看人、看不到人们的变化的要害。
人们的确是变化的。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功课很好，曾经说过：那怕它哀鸿遍野，只要有一间实验室，我就要在那里埋头做实验。话虽这样说，无非表示我们这位同学对化学对科学的执着，而现实的沸腾的生活，还是不时把他从实验室里引出来，走到为遍野的哀鸿而斗争的行列里来。我们班还有一位同学，也曾经说过：为什么要参加组织？牛羊才成群，而虎豹都是独来独往的。可是，时势使独来独往的他，终于明白了一个时代的真理：个人奋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组织起来，才是强有力的群体。
进城迎接北平解放
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来到了。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城。清华大学宣传队的大队人马赶在二月三日以前进城，为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入驻北平的入城式。我们尖兵中队，住在崇文门内一条胡同里的汇文中学。寒冬腊月，在教室里打地铺，人多也不觉冷。二月三日那天早晨，同学们会聚在前门外的广场上，引领企望着进城的正式部队。望着望着，排列整齐的扛着枪的步兵雄赳赳地走过来了，军用汽车和昂头大马拉着大炮一队队地开过来了，新缴获的神气的坦克也隆隆地开过来了。从前门、正阳门，转到东交民巷，穿过东交民巷……学生和市民，也从前门转到东交民巷，夹道欢迎解放军，有人还爬到坦克上。又随着解放军在城里游行，欢唱。那时我对北平的道路还不熟悉，只记得清华学生的队伍曾经从北海的玉带桥上走过。
这一天，真正是人民的狂欢节。
二月四日，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的礼堂里召开解放军同北平地下党的会师大会。记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董必武、薄一波、李葆华，一个个党政军领导人都到台上讲话或者与大家见了面。这些人的名字我们从报纸广播中大都已经熟悉，讲的什么却都不记得了，但那兴奋的心情，一直留在心头。“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不再是地下党，而是地上党了，完全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去开会师大会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一直留在心头。
地下党员都去开会师大会，只好向进城来的同学宣布放假休息一天。昨天累了，今天休息，说得过去。可是，会师会上宣布，这个会第二天要继续开，还要听彭真的长篇报告。这样，就得再放一天假。向同学们怎样交代呢？但也只好如此。
所谓进城宣传，有一些同学是有具体任务的，比如到各城区街道上去宣传政策，帮助收兑国民党的货币，帮助登记反动分子，等等。我们化一二的宣传中队，除了一些街头宣传外，主要是到慕贞女中作宣传，组织学习和文娱活动。慕贞是教会中学，同汇文在一个胡同里，慕贞学生中有几位党员，领导她们的是贝满女中的一位教师党员。这位教师党员按照一定暗号来同我接过头，介绍慕贞的党员同我们中队的党员见了面。
进城宣传刚好在寒假期间。寒假结束，有几位同学留下来参加北平市军管会的城区工作（其中有化二的党员王政人），清华的大队人马就都回校上课了。
一条金表链
北平解放，许多学生家在南方，一时同家里断了联系而陷入经济困难，北方学生也有自己的困难。人民政府向有困难的大学生发放人民助学金。
我从香港来北平时，父亲给了我一条金表链。
这表链有一个故事：当年他奉在上海的秘密的党中央派遣，准备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在河南的一个小火车站出了麻烦，一个路警盯上他，搜查他，搜出一只系在金表链上的旧怀表。我父亲说，这表就送给你了。路警看不上那只旧怀表，把它从表链上扯下来，还给我父亲，那金表链就变成他的囊中物，他也就不再为难我父亲了。但这一扯，却把那表链下端的一个小套圈扯脱，留在了旧怀表上。我父亲为这小套圈另配了一条新的金表链，作为纪念物，一直珍藏着。我要单独一人前往可能成为危城的北平了，父亲便把这金表链送给我，以备我不时之需。
现在，北平解放了，我还有什么不时之需呢？我把这金表链卖了，作为生活费，不领助学金。那有纪念意义的小套环，当然留了下来。我把这件事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北平解放报》上。
党团公开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过，还处在地下状态的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当时说的是二中全会决议。开完中央全会，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
我的父亲也随同党中央到了北平。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圣诞节后，经党组织安排，随同李济深、茅盾等从香港乘船，经东北，到河北西柏坡的。我和他在东北义园的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见了面。相别不过半年，中国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接着陪同刘少奇到天津，又被派到丹阳，准备接管上海，后来当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又当了新中国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是党外人士黄炎培），这是后话。
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在学生中和社会上招生。大家都想报名，以便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最后的战斗。但是，党预见到建设需要人才（那时理解主要是学工学理的人才），所以党内有规定：尽可能动员文法两科的学生参加，理工两科的学生一般不参加。有的文法科的学生，一两年就要毕业了，想有个“整齐”的学历，对参加工作团有点迟疑。张奚若教授出来做思想工作，批评这种“整齐观点”是没有看到参加南下战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想参加而不让参加的理工科学生党员，则要做另一方面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闹情绪。原来春泥团契的叶绪霞（经济系）、郑培芳（旁听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这时，发生了一桩同当时的政治气氛很不协调的“华大事件”。华北解放区办的华北大学，要向清华借用校舍。政府转达了这个意思，学生会同意了，进步的同学们自然很欢迎，都准备腾房子了。然而出了大字报。一些同学或者因为自己住的宿舍比较宽松，不愿意腾房子，或者别有原因，不满意学校的党团组织和学生自治会，说此事没有通过同学们大家讨论和决定，说这些人不是清华的学生，没有资格住进清华园，说不能让这些土里土气的人在清华园里晃悠，叫人看不惯。发生了争论。进步学生反击。但此事说明群众工作还没有做好做到家，勉强执行效果不会好。领导上重新决定，华大学生暂不来。这就把克服简单化的工作方法，密切党群关系的任务，摆到了清华党组织面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月在北平召开。这之前，三月二十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清华总支部已经成立，清华大学地下党建立的各类青年组织的成员，都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是化一二团支部书记。团员公开时，分系级开了座谈会，向同学们“亮相”，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有的团支书在会上翘着腿，摇着脚，神气活现地向团外同学说：“过去的学生运动就是我们领导的！”这话是很不对的。过去的学生运动，是时势使然，是反动政府逼迫的结果，是学生们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奋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共产党只有适应了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的革命要求，才能发挥对革命的领导作用。国民党过去诬指学生运动不是学生们自己的要求，而是共产党操纵的，这引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同学们的极大反感。现在这样宣布，党的群众观点哪里去了？何况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任何一个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根本无权作这样的宣布？这件事说明，党团组织纠正党团员的自大自傲情绪，做好改善同群众关系的工作，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清华大学的党组织重新组编，总支部下面设分支部，第四分支部主要是理学院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党员，参加这个分支部的化学系学生，有化四的杨淑慧，化三的齐顺章、王珉、沈其丰、叶于浦、郑用熙，化二的林济猷，化一的李敉功、龚育之。化三的陶炳伦，担任了清华总支部委员。七一前夕，清华党总支向全校师生员工公开了全部党员的身份。
这样就完全结束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在清华大学的秘密状态。
中国共产党生日这一天，同学们，有党员，更多的是非党员，到城里先农坛聚会祝贺。下着大雨，都淋透了。同学们开玩笑，说：雨衣的质量不是看它防雨的能力，而是看它淋多长时间才能把雨水吸足，每次拧可以拧出多少水量。许多领导人到会，讲话，我们离得远，虽然听不清楚，还是十分兴奋。忽然听说，毛主席到了，学生们欢呼，要求毛主席讲话。主持会议的人一再说，毛主席来和大家一起庆祝党的生日，就不讲话了。但是，学生们不听招呼，一个劲儿呼喊，请毛主席讲话！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了几句。讲的什么，也听不清楚。
暑期学园
暑期到了，北平市青年团为中学生组织暑期青年学园，清华的一些同学被派往协助。以电机系的凌瑞骥为组长，包括朱镕基（电机系）、汤纪敏（建筑系）和我，为一个小组，协助北平市东北区团委的沈毅同志办园，沈为主任，凌为副主任。这位沈大姐有一个外号，叫兔儿奶奶，我也跟着别人叫她兔儿奶奶，但我这个湖南人，L和N不分，兔儿奶奶（Nai Nai）,被我叫成兔儿Lai Lai，结果，兔儿Lai Lai反倒成了我的外号。另外一位小姑娘，可能因为姓姬或纪吧，外号叫小母鸡，别人叫她的外号，她不高兴，回答一个“屁！”，结果，“小母鸡-屁！”成了她的外号。
在暑期学园里，朱镕基负责组织业务学习，我负责组织政治学习，汤纪敏负责组织文娱活动。我记得去请过妇联的杨蕴玉作解放区的妇女的报告，还记得团中央两位同志，一位叫赫鲁，一位叫柯犁，来讲党史革命史，讲得生动，感人，同学们很爱听。北平市团委书记许立群还来各城区的暑期青年学园视察，叮嘱我们要把办园人员的伙食搞好，要给病号做面片汤。全市各学园结束，团市委请大家在公园里泛舟联欢。
暑假期间，市里还办了党训班，化二的王伟莹参加了这个培训班，随后就入了党。化一的王新瑞，记不清是不是也入了这班，后来也入了党。
提前转正
九月开学，我是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了。学校党总支安排一批候补党员提前转正。党员公开时，全清华总支只有二十四名正式党员，分为七个分支部，分支书记和委员绝大多数都是候补党员。说是北平市委对清华党组织的成熟程度作了估计，认为应该有更多的正式党员，客观形势也需要有更多的正式党员，因为如果按党章选举，只有正式党员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是候补期满九个月（即提前三个月）转为正式党员的，还有提前更多转正的。
此时，清华党总支部和各分支部相继正式选举。全总支正式党员已达一百四十二人，选出的全部总支委员、十个分支部书记和五十三名分支委员中，除两名工人候补党员外，其他全是正式党员了。比如：我们理化两系的党员组成的第五分支部，分支书记为罗劲柏（物二），分支副书记为齐顺章（化四），分支委员为王珉（化三）、孙公能（化三）、叶于浦（化四）、胡则维（物三）、严肃（物二），都已是正式党员，全分支三十二名党员中，二十一名已是正式党员。
开国大典
九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立新中国、选举新政权的会议。清华大学有多名教授参加了这次盛会。记不清是那位教授，在大礼堂向清华师生传达大会的盛况。同学们第一次领会了协商民主这种新的民主形式的好处。选举民主自然是民主的好形式。但是，只要协商真正是民主的，主持协商者的立场是公正的，就可以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尽可能广泛而周到地被推选出来，形成共同的候选名单，这同各方推出自己的代表，激烈竞选，互不相让，有的方面的代表当选，有的方面的代表落选，那样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别。在介绍参加政协的各方面人士时，那些军政人物、学界人物，同学们都比较熟悉，当提到梅兰芳的名字时，听众中却一片嗡嗡声。这说明，就当时清华大学同学的素养而言，对戏剧界的人物就不大熟悉，甚至不大尊重，如果拿到清华差额竞选，就可能选不上。
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那天一大早，清华的学生们就兴奋地从清华园徒步进城。在天安门广场指定的位置，席地而坐，等待了许久。下午三点，大典开始，全体起立。升起新制定的国旗，奏起新确定而为同学们十分熟悉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鸣礼炮，阅兵式，除了步兵、炮兵、坦克之外，还有飞机编队从天安门前的上空飞过。然后是群众游行。群众队伍一队队从天安门城楼前自东向西走过，直到华灯初上。群众不断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城楼上不时地向群众挥手回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当学生们的队伍在天安门城楼前走过时，毛主席回呼：“学生们万岁！”
我们第一次听见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还是清华园刚解放，部队文工团来演《血泪仇》，演完后解放军战士振臂高呼，同学们也跟着高呼。一面高呼，一面有些人不免心里还有点陌生，口里还有点含糊。不久就惯而不怪了。现在，在天安门城楼前听见“毛主席万岁”和“人民万岁”“学生们万岁”的对呼，大家感觉分外地好。
清早徒步进城的清华学生，入夜又徒步从城里走回学校，一直走到深夜！
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打进汉城，一直往朝鲜半岛南边打，似乎就要打到最南端的釜山了。清华的学生们很兴奋，天天关注着战事的消息，在朝鲜地图上把人民军攻下的城市，一个一个插上小红旗。小红旗阵不断推进。到了洛东江边，却出现胶着状态，慢慢地停滞不前了。
然后就是形势逆转。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攻向三八线，越过三八线，再向北进攻，占领平壤，逼近鸭绿江了。美军飞机轰炸北朝鲜，一直炸到中朝边境，炸到边境的中国一方。
一九五〇年秋季开学，我已经是三年级学生了。九月，清华团委改选。在团里，我任过化一二团支部书记，任过化学系团支部书记，任过理学院团总支副书记（心理系的李卓宝为书记）。这次改选，李卓宝去清华团委，我任理化团总支部委员。不久，我不再在团内任职，转到在理学院党支部任宣传委员，管宣传网。在当时的形势下，宣传工作任务特别繁重，所有的团分支的宣传委员都是宣传网的成员，经常或口头或书面向党支部管宣传网的宣传委员汇报情况，书面汇报可以放在我明斋宿舍的信箱里，我每天晚上都要看这些汇报，有时熄灯以后还要秉烛夜看。所以，我同团的工作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随着朝鲜形势的日益严峻，清华园里进行了热烈的时事学习，展开了中国要不要出兵的辩论。愤怒的清华学生纷纷要求中国出兵帮助朝鲜。但也有主张不要惹火烧身，担心美军打到中国来，担心美军扔原子弹的。
十一月四日，清华师生正在大礼堂看片名为《告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的电影。这是一部控诉美军对朝鲜的野蛮轰炸的纪录片。悲惨的形象的镜头，使同学们极度激动。正好在这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表了。中国决定要出兵了。学生们从大礼堂里、从各宿舍里冲出，在校园内游行起来。
全国，在清华也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联合宣言发表，师生们都拥护，拥护中也有人害怕。过了一个星期，有人说：“奇怪，原子弹怎么还没有扔下来？”
清华园里出现了报名参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干（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有上千人报了名。我也报了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收进当时清华出版的《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前进》一书，因而得以保存下来。现在摘抄在这里：
我一定要回来
再见吧，同志们！我向你们告别，我将到朝鲜前线去，打击我们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强盗们！
同志们，我跟你们一样，酷爱自己的书本，酷爱自己的学习前途，我曾经以无比的热情学习着，我梦想成为一个学者。你看！有机化学这一块芜杂的园地，不正等着有心的青年去整理，去研究出它内在的规律么？或者，我希望当一个石油工程师，在“大漠飞沙旋落照”的祖国的西北，竖立起高耸的油井架。
同志们，我跟你们一样，酷爱清华园--我们学习的地方。从我的有机化学实验室往外眺望，绿树后面的红墙，生物馆屋顶的碧瓦，那该是多么动人的图画？
但是，敌人正在阴谋粉碎我们的前途美梦！我再也不能容忍！我决定暂时放下书本，去打击敌人。当敌人被我们赶走了之后，同志们，我就要回来，和你们同在一起。
我一定能胜利的回来。
我绝不会死亡。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伟大的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祖国大地上实现，我还没有跟毛主席握过手，我还没有去过西北草原，我还没有恋爱过……
勇敢的战士是不容易死亡的。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波兰人的枪弹，无论是零下四十度的风雪，无论是伤寒和肺炎，都不曾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死亡。无论是敌人的军舰，无论是五十里的海浪，都不曾把我们年轻的海军英雄赵孝庵吞没！
也许我会受伤，如果敌人夺去了我的双腿，我将做一个机关枪射手，坐在装有机枪的小车上，继续对敌作战。
同志们，如果不幸我竟而阵亡，那也不要悲伤，因为牺牲的只是我一个人，而胜利则属于我们全体人民。
同志们，如果不幸我竟而阵亡，那我会相信，相信你们将加倍努力，加倍奋勇，一直到消灭全部敌人。
再见了，让我们唱一支歌吧！
不要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它固然也慷慨却也未免有些苍凉！
我们一起来唱，唱西蒙诺夫同志那首诗吧！
“等待着我吧，我要回来的，
但是你要认真地等待着……”
作为一首“散文诗”，它当然很幼稚，很笨拙，却是我昔日豪情的真诚表达。
不过，我没有能够参军。
那时决定三四年级的一律留校，继续学习，一二年级的也只批准了七十五名。这七十五名中，有两名曾是我们班的同学，他们是转到外文系了的沈荣钧，还有一个是停过学的李基天。此外，化四毕业班有几个提前毕业，调到军干校去当教员，不算参军到军干校学习，如黄楫、黄清谈两人便是。
清华学生还到校外作过两次抗美援朝宣传。
一次是当年十一月，到周围农村、工厂和北京城里去宣传。我们一组人去过中学、小学、医院（记得有一所好像是叫广慈的美国教会医院）。我写了一篇《鼓动工作的一点体会》，也收在那本《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前进》里了。
一次是第二年春假到丰台卢沟桥一带农村作宣传。以化学系为主体、包括数学系等理科一些系的百多名学生，组成一个宣传中队，撒在许多村里。我是中队长，数学系的孙小礼是中队联络，有一位叫王德的农村干部指导我们。我们宣传抗美援朝，帮助各村制定爱国公约。中队集合，孙小礼点不清人数，一次一次点出的数目都不一样。大家笑她：还是学数学的哩。她却得意地回答：学数学的搞逻辑推理，不点数！春天风沙很大，野外沙丘成片，土路上也堆了很多沙，自行车都骑不动。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北方的农村，风沙的农村给人印象深刻。
经过抗美援朝，化学系的同学大部分都入了团。春假之前，清华党委理学院支部改选。书记仍是物理系的何祚庥，组委仍是物理系的胡则维，我原来是宣委，这时为副书记兼宣委，增加了一名宣委孙小礼，团委仍是物理系的夏国治。
课程和老师
以上所写，偏于政治方面。这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国家和学校生活的重要主题是政治，二是我个人作为共产党员的兴趣那时也是在政治。但是，那几年在清华，尽管不断搞运动，停课过多，但主要的时间还是用来学习各种课程。下面就讲一讲我们的课程和上课的老师，当然，讲这些仍然不免涉及政治。
先讲化一的时候。
普通化学，是化学系一年级学生的业务主课，授课老师是张子高先生。张老先生课讲得明白，同学生也很亲近，开国大典后组织学习，有些教师参加学生们的学习，张老先生也来了。当时报上公布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公布了将要镌刻在纪念碑背面的碑文。张老先生是一位前清秀才，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到新中国的历史。他对这碑文表示极其赞赏和钦佩。他说：“立碑纪念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以来，所有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宽广的胸怀！”说着说着，他不禁老泪纵横。后来他专攻中国化学史，这是他的优势，成了这方面屈指可数的权威之一。
分析化学，也是化学系的业务主课，要学两年，是高崇熙老师教的。我们上清华时，高崇熙是化学系主任，他的办公室的门玻璃上，刻着C.H.Kao。作为一位化学家，他首创了关于一种稀有化学元素的分析方法，学术界称之为C.H.Kao Method,被收入一部世界著名的分析化学全书之中。解放之初，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些文件，大家兴趣很高。他也兴趣很高。他同我说：“《新民主主义论》很好，道理说得很清楚，我都赞成。可为什么要一遍遍地学习讨论呢？我躺在沙发上，一个晚上就看完了，都明白了。”他注意生产实际，据说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就指导过化学试剂的试制。解放之初，美国封锁新中国，他又指导学生回收用过的化学试剂，后来还指导创办化学试剂厂，向市场供应当时不能进口的化学纯和分析纯的试剂。他分析了美国Pyrex牌玻璃的成份，结合中国的条件，试制了 Tyrex牌玻璃，这是在实验室里可以直接在火上烧的玻璃。这Tyrex的T，表示“清华(TsingHua)”的意思。有一个时期我觉得学化工对国家更重要，想转到化工系，同高老师商量，他说：不要转，化学是化工的基础，基础打好了，再学点工程，不难。我听从了他的意见。
可惜，高老师在三反运动一开始，由于一点细故，由于沟通不够，服氰化钾身亡！近来读杨绛的散文，读到她记高崇熙自杀前到她和钱锺书家里默默而别的情景，淡淡的哀思，却是长久的怀念，令人唏嘘。
微积分（化一必修的业务课）的授课教师，是数学系的赵访熊先生。他讲数学归纳法，先从小公鸡的经验归纳法讲起。一位家庭主妇，养了一群小鸡，准备养一百天，留下母鸡继续养大，好生鸡蛋，公鸡就宰了，以佐餐肴。但小公鸡不知道。它认为，生下来第一天，主妇给米吃，第二天，又给米吃，第三天，还给米吃，这样吃了九十九天，都给米吃，所以，第一百天，一定还给米吃。这小公鸡错用了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有两条缺一不可的条件：一、当N=1时，结论正确；二、假定N=K时结论正确，能证明N=K+1时结论也正确。这才能得出N=任何正整数时都正确的结论。小公鸡不知道还要满足第二个条件才能天天有米吃，结果到了第一百天，就给主妇抓去杀了吃了。这样的生动讲解，能不引人入胜？
清华还有一门大一国文，全校新生必修。这是清华中文系朱自清、浦江清这个学派的创意吧，我认为很有益。教我大一国文的，就是后来同吕叔湘那位权威合写《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朱德熙老师。他出题给学生作文，还给学生评改卷子，评讲卷子。我记得一道作文题是《来校途中》。评讲时，他拿出两份卷子，一份词藻华丽，没有什么内容；一份没有什么词藻，却生动地描写了来校途中经过共产党地区，那文化不高的村干部，用蚯蚓爬出来似的字体给他开路条的情景。他问，哪篇好？多数人认为是后面那篇好。他赞成多数的意见，并从语文上（不是从政治上）讲解了认为它好的原因。我那篇《来校途中》，朱先生用毛笔划了许多圈点，批了一句：写得很好。
大一英文也是全校新生必修，教我这课的是一位美国人。
大一课程还有一门，是中国历史，属于理工科必修课。我听的是孙毓棠老师的课。孙先生是经济史大家。可惜我那时只是醉心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没有好好听孙先生的课。后来这课不考试，只需交听课笔记，我也交不出来，就借了旁听此课的郑培芳的笔记充数。
还有大一体育，这也是全校新生必修课，著名的马约翰老师教。人家教体育在操场上，他教体育还在教室里。记得他讲过一堂课，是卫生习惯。他是华侨，用英文讲，讲到厕所要清洁，不然发臭，人们不愿久蹲，匆匆而去，结果就容易便秘。便秘这个词也是用英文讲的，大家不懂，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便秘”两个中文字。体育课在清华是必修四个学期，考试方法特别，就是每学期刷课（旷课）不超过三分之一，就算及格！
我比较详细地讲了我所经历的清华大一的课程，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课程安排，体现了“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梅贻琦语）”的精神，这么多的大师，都为大一新生讲课！还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兼顾，大一理科新生学那么多文科课程！可惜后来大一国文，理工科的中国历史，都给废弃了。
大二的课程，有无机化学，也是化学系的业务主课，张青莲老师教的。他是重水研究的专家，一九五五年成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记得我从苏联一本书上看到一道趣味的试题：天平两端，一端放一杯水，另一端放砝码，保持平衡。现在把一个指头放到一端的水里，请问：天平的状况会不会变化？在宿舍楼前集合等待去看电影的化学系同学争论起来，看法不一，张青莲老师也在，参加同学的争论。他要同学们第二天到他的实验室去做实验。第二天去了，一做实验，大家都明白了。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小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
还有普通物理，也是化学系必修的业务课。我选的是钱三强讲的课，这位大师级的教授，一九五五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成了“中国原子弹之父”。
还新开了政治课。作为教育改革的最初步骤，建国后设立了以革命的政治和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大课。成立了以费孝通先生为首的大课委员会，金岳霖这些大师都来讲。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政治还不很熟悉，备课热情可嘉，效果不算太好，学生们不大满意。就从校外请艾思奇来讲哲学大课，在大礼堂讲，很多学生听，有些老师也来听。艾思奇是著名的《大众哲学》一书的作者，艾和费、金一道，都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时最初的学部委员。“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还请胡华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史比讲哲学更容易生动，更受同学欢迎。
我们还选了一门俄文课，原来的第二外语德文课改成选修了。教俄文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叫吉利洛夫（€%脌%醼%閫%醼%鋩%鐎%郏＞推菊庖坏闱潮〉亩砦牡鬃樱以谘Ｊ倍恋健陡痔窃跹冻傻摹纷髡叩囊环庑牛阉氤隼丛凇段囊毡ā贩⒈砹恕：罄次倚菅圆≡诖玻骨诓槎砘值浜吐逗停ǘ砣眨┳值洌氤隽硕嗥樟幕Ш驼苎南住? 吉利洛夫在历史系开设了一门苏联史，用中文夹着英文讲，我也选了这门课。
我还选了经济系从校外请来的千家驹教授讲的《资本论》课。他是著名的民主教授，曾经在香港进步的大学——达德学院授课。如果我在香港不来北平，就可能上达德学院，听他的课了。这门课讲了一个学期，《资本论》第一卷还没有讲完。他也是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学部委员。
化三的课程，一是有机化学，一是物理化学，都是化学系份量很重的业务主课。前一门是冯新德教授讲，后一门是黄子卿教授讲。黄老师讲课不大好懂，还不时夹一点哲学思想，说：科学只能问How（是怎样）,不能问Why（为什么）。How，读成好，Why，读成坏，就讹成“科学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这是一个笑谈，却变成了深刻的记忆。黄老师是建立之初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冯老师是后来增补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还选了一门工业化学，化工系的武迟等教授合讲。我们系新从美国回来的冀朝铸同学也听这门课，但他那时中文还不大好，考试的时候武老师另外用英文给他出题。参加这门课讲授的记得还有侯祥麟教授，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两年成为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
除了正式的课程，还有课外的演讲。解放以后，我听到的演讲，印象深刻的有：郭沫若，他演讲时，指着大礼堂讲台对面二楼座位后墙上方悬挂的大扁上的四个大字“与国同寿”，作了一番调侃；周扬，他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湖南人，还有浓厚的、我所熟悉的益阳腔；丁玲，她是著名的作家，她回答同学们的问题，讲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怎样体现在婚姻上；杜矢甲，他是音乐家，用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土嗓子给我们唱西北民歌；于振善，他是解放区的一位农民，因为反敌人扫荡，要埋粮食，坑挖大了费时间，坑挖小了，剩下粮食容易暴露，就自己摸索着发明了数学家早已发明而他却全不知晓的对数，制出了于振善算尺；钱正英，她讲黄河冰凌抢险的情况，南方人对凌汛完全是闻所未闻；范长江，讲抗美援朝；乔冠华，讲“伍修权大闹联合国”……
除了校外请来的演讲人，还有校内的教授在课外的各种大小演讲。数学大师华罗庚，在清华大操场的草地上同我们二三十个学生讲过年轻的早逝于荒唐的决斗的法国数学天才的伽罗华（Galois）的故事。大家都注意到，“伽罗华”倒过来读就像“华罗庚”……
从入学到毕业
我们化学系这个班，一九四八年入学，名单上九人：王新瑞（女）、冯元頔、宋银柱、陈念贻、吴应、蒋硕健、李基天、陆庆邦、龚育之。到一九五二年毕业，这九人中只剩下四人了，其他人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班。但又增加了十二人：袁玄晖、李谦初、赵锡瑞、苏聚汉、李敉功、顾长立、罗徵球、李天恩、邵靖宇、张永刚、戴行义、冀朝铸，他们是后来陆续转到这个班来的。这一班毕业生，除冀朝铸到朝鲜参加中朝与美国的停战谈判以外，大都分配在化学研究和化学教学的岗位上。
我不在毕业名单中。怎么回事呢？一九五一年春假下乡宣传回来不久，我就发现双腿浮肿。那时没有医学知识，还以为是脚气病哩。后来一检查，说是急性肾脏炎，住进了校医院。以为五一以后就可以出院，不行；住进协和医院，以为七一以前可以出院，还是不行。转为慢性，只好休学，在医院和家里卧床一年多。一九五二年我那一班的同学毕业了。为准备迎接大规模建设，我们下一年级的同学也提前一年与我们班同时毕业了。我就是想复学，也没有学可复了。何况身体仍然不好，不能吃盐，要多休息。但已经能勉强到机关工作，就分配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了。先我一年分去的，是何祚庥，与我同时分去的，还有罗劲柏。我们三人分到中宣部，并不是离开专业，相反，正是因为中宣部要新增一个联系科学工作的新机构，要找几个有一些专业知识、又有点党的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我们曾先后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党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所以就分来了。严格地说，我不能算清华毕业，我填表，也是填清华肄业。后来听说，我这种情况可以算毕业，但我没有去办过手续。
岁月匆匆，我们班的同学现在都已过了退休年龄。回顾一生，不论是入了党的还是没有入党的，不论是入过团的还是没有入过团的，不论是在教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还是在企业、机关工作的，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了自己的职责，都为国为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间也都经历了各自的或较短或较长或较轻或较重的人生曲折。最严峻的是一九五七年，我们班毕业的同学中，就我确知，至少有三位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那比例竟远大于那个没有道理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五、百分之十。这些同志中，有些遭遇极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然都得到了改正。其中一位是罗徵球，他只因传播了一些大鸣大放的消息又不愿交代消息来源而被戴上右派帽子，在北京一家农药厂工作，农民到工厂排放废水废料的池子里挖泥作肥料，被池中的毒气熏倒，罗徵球明知危险，奋不顾身，下去抢救，农民没有得救，他也中毒身亡！他那样的“政治身份”，做出了那样的英雄之举。应不应该表彰？当然，表彰还是表彰了，只不过是低调的而已。后来的改正，对他来说，不但是迟到的，而且是死后的。应该说，他是我们班的同学中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特殊贡献的一位特别值得记念的人物。
渐入老境、已入老境，对遥远的大学时代的回忆，别有一番滋味。老同学们聚会的愿望渐浓，机会也渐多。在北京的同班同学，有蒋硕健（我们的老班长）、李敉功、袁玄晖、苏聚汉、陆庆邦、我，有时还有冀朝铸，每年都要聚会一两次，夫人们一起来，热热闹闹一屋子。同我们还有一些联系的同班同学，有上海的陈念贻、戴行义，杭州的邵靖宇，河北的李天恩、赵锡瑞，香港的李谦初。至于已经去世的，除了救人牺牲的罗徵球以外，还有早逝的王新瑞，以及晚年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宋银柱和顾长立。顾长立以善开玩笑会说相声为同学们所欣赏。一九九二年校庆，已经失语的他，还给我们班同学写信“写”过一个笑话。那之后，我有机会去大连，特地到化物所去看他，却从所里的门房得知，他已在不久之前逝世！此外，还有几位，则早已完全没有联系、没有消息了！
（今年一月十九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田芊同志约我和李敉功同志谈校史，送了我五大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我翻阅了史料，充实了回忆，校准了回忆中不确定的时间，写成此稿。又经几位同学校阅过，作了修改和补充。现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庆祝建系八十周年复系二十周年，约我写稿，因以付之。——作者附识）
（作者为前中央党校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