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伦 （1939届）

我1933年进清华，读子高先生的普通化学及定性分析。那时清华各系的普通课程多为系主任亲自讲授。我的一本紫色封面的《无机物定性化学分析教程》（A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the Qualitative Chemicgl Analysis of Inorganic Substances: by A. A. Noycs），已有六十多年了，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这本书上写了很多中英批，有用不同颜色的墨水钢笔写的，有用黑铅笔写的或划的，以及红铅笔underlined的。这些都是在张先生的教诲和启发下，我专心致志学化学的结果，也是张先生给我打下的化学基础。这本书是我的家宝，但不传给我的也是化学博士的次子，因为它已破损，有一两页甚至已被那时的酸碱腐蚀，若再传下去就保存不住了，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架上，一看到它就像看见张先生还在教诲我一样。

1939年我在昆明毕业时（我因病休学两年），张先生替我找到一份工作，就在我的老家成都的净居寺内的农业研究所，我已领了100元的路费。我们四年级时的条件不够好，没作过毕业论文。那年暑假，苏国桢先生正在研究气体方程，我乐意帮他手摇计算机作些计算。我向农业研究所的张凤举先生请假。他回信责备我，你既然领了路费就不该去作什么研究，你要作什么研究，就不该领路费。我那少年气盛，将100元路费掷在昆明办事处的桌上，扬长而去。这一掷可打破了饭碗，再也找不到工作了。那时清华还未招研究生，北大只有生物系招研究生，生物系、物理系、化学系毕业的都可去应考，我考上了，在赵以炳先生指导下学动物生理，张凤举先生到昆明，他同汤佩松先生、殷宏章先生、赵以炳先生都是生物同行，到联大生物系来，见到我，他说过去有些误会；我若愿意，还可到成都去。我以为没什么误会，也就不去了。在北大念了一年，我母亲在成都病危，我赶回去时，已见不到母亲了，遗恨终生。（我回到成都后，又回到化学本行）我若不辜负张子高先生，也不会遗恨终生，我现在书桌的玻璃板下还摆着一张我仅有的母亲的照片。

子高先生规定，化学系学生必选经济学才能毕业，这在现在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我那时不理解，经济学I Supply and demand，有什么好学的？所以我一直未选学它。到了四年级第二学期非学经济学不可了，但又和我想学的化学工程热力学排在同一时间。二者不可得兼，可我反二兼了，两课我都选了。但不去上经济学的课，到学期考试时，借同学的笔记本看看，也考过去了。到快毕业时，注册组里一字条，叫我速去，我想糟了，事没了，在去的路上我一路盘算，充其量我不要化学工程热力学的学分，不就结了，到了注册组时，才知道不是那事，只不过要发毕业证了，他们不认识我的籍贯四川省埤县的字，以为我填表填籍贯时填错了，我现在坦白了，清华管成绩档案的同志只须把我的化学工程热力学的学分去掉，就把我从宽了。但我后悔不听子高先生的教诲，不然，我早就下海，早就发了。

1955年从美国返国后，我很革命，很左、以为共产主义时代了，用不着什么“天、地、君、亲、师”了，用不着什么人际关系了。我世面独立，以炳先生，兰州近代物理所的评审会，科学院请我去参加评审，我都不去；什么编委会改选，我也不去，什么奖我也不请。待到改革开放一段时间了，我才醒悟过来，要想去看子高先生时，他已去世了！！！

我再三辜负子高先生，写此文以代忏悔，我将向子高先生哲嗣张滂院士要一张张子高先生的遗像，也放在玻璃板下，与我母亲的遗像一样，我每天工作时，先看看他们。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