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伦 （1939届）

我是从私塾直接上中学的。高中对物理很感兴趣。那时我们不交家庭作业，我连F=mg都不会算，所以清华入学考试物理考得很糟，入学后就只好学化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原子弹结束。因闻美国Illinois大学发现Illinium，乃入该大学化学系学习放射化学，想为祖国的原子能事业尽一份力量。攻读博士学位时以物理化学为主修。1955年回国，带回一本Mrs.Mayer刚出版的《壳层构造基本理论》。1956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现原子能研究院前身)，邓稼先在我的书架上发现了，将之影印。

北京大学为原子能事业开办技术物理系，首次在中国大学开设“放射化学引论”，苏联专家的教学提纲中有一章"原子核的周期性"。当时闭关锁国，可能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领导把提纲给我，让我教课。我自然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也符合我上述原来学放射化学的愿望，也就兼任了北大教授，开讲“放射化学引论”。

话说回去，1956年我刚到物理研究所时，梅镇岳先生管学术报告。他叫我作一报告。我从美国带回一些氘氚化锂作为氢弹原料的反应过程及裂变à聚变à裂变弹的资料。我建议讲这个。梅先生连忙说，“讲不得讲不得，我国反对核讹诈。”我乃改讲一个无足轻重的核技术在表面化学上的一些应用。梅先生当时若同意我讲氢弹，我和我家的情况当与现在大不相同。

后来中央决定搞原子弹，1962年才叫我指导两个绝密任务，代号502、503。503的任务是原子弹点火所需的特种放射源，后改为测定原子弹临界质量所需的特种放射源。这种放射源的毒性最大，且放射性水平又提高一万万倍，限期完成，否则“要打屁股。”于是倒排计划，提前完成了任务。

502的任务是氚的制备工艺的研究。1959年我和诸锦标提出氚的制备，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但二机部苏联总顾间说：这个东西，凶、凶、凶，搞不得。我大惑不解，因为氚的毒性是属于最小一类的。后来赫鲁晓先撤走专家，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1962年领导把任务交给我，我是很乐意接受的。氚是后来要搞的氢弹的原料，在当时还不是太紧迫。不过手头没什么资料，曾乃功提交给朱光亚先生的只是杜布纳联合研究所的一些氚的安全知识。我们从古典的热扩散法先解决了从Li靶中提取出的低丰度的氚的浓缩问题。同时发展了氚的热置换法，与后来法国透露出来的浓缩方法相似。

受控热核反应一直以氘为原料，最近普林斯顿首次将以氘、氚各50%的混合原料输出功率提高了几倍，为“20年来聚变能领域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室温核异常现象也一直以氘(水)为原料，我在不同的场合建议，在原料中加氘（水），应有所发现，有所澄清，一直未被采纳。我在此再一次提请有条件的单位加以考虑，并实现之。

我的博士论文是以γ线轰击不同丰度的W核打出一个中子或质子而发现了185Wm，183Ta，185Ta等新核素。在伊里诺大学物理系任Research Associate时以γ线轰击汞，打出一质子，变成金。中国古代炼金师想把水银（汞）炼成金，除了现代的核方法外，用一般的化学法或炼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可不可以说成我是中国第一个把水银炼成金的?不过，我炼成的金不是比天然金贵很多，就是又衰变成水银去了，所以我至今还发不了财，致不了富，还是寒士。那日本名山“富士”的名字还加不到我头上。

1992年原子核研究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内分别发现了三个新核素，一时报刊、广播、电视大为宣扬。我这个人素不多言，也无人来问我。后来有朋友讥讽我了：“嗨，你稳坐钓鱼台，等水涨船高吗?”我这才将我的博士论文摘要交几份给有关领导。

我曾在美国现在改名为国家石油能研究所任物理化学家时，做过几年将放射性应用于表面化学的应用基础研究工作。那是用表面活性剂溶液驱动石油，名曰二次采油。并曾发现聚氧乙烯型的非离子型洗涤剂的胶束在水溶液中带阳电。那时，整天想的是怎么应用Antonov's rule，从岩芯上排代石油。回国后，一直从事放射性同位素的制备及应用，而将表面化学故弃了，但是听说我国正有一个攀登计划，以水驱动为二次采油，而以表面活性剂溶液驱动为三次采油，我还是很有兴趣的。

（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同位素学会名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