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德 （1937届）

我一生进过四个大学念书。一年级在东吴大学，二至四年级在清华大学、于1937年毕业。1942年在遵义浙江大学念过一个学期化工研究生。二次大战结束后1946-1948年在美国诺脱丹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得博士学位，一生又在六个学校教过书；抗战期间在昆明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工专与遵义浙江大学，1948年由美国回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在辅仁大学兼职。1952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其间也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及感光研究所兼职。

记得在东吴大学入学注册时学校规定凡是念化学系的一定要修大学生物学，我则最怕蠕体动物，特别是蚯蚓之类动物的解剖，所以只好存着转学的念头，当时在燕京的亲戚劝我转燕京化学系，可以不念生物学，结果是1934年考取了清华化学系二年级插班生，只能说我与清华有缘分。入学后发现清华生与苏州东吴很不一样，一是不修边幅；二是拼命读书。我才开始感到念书是什么回事，以及图书馆与它的座位是那么重要。但清华学生一定要学游泳，而我则最怕耳朵进水，同班同学黄新民告诉我如能进器械体操班，就可免修游泳，幸而我在东吴时被选进体操班，这样就进了涂文教的器械体操班，晚上上课，一年后清华校庆时我参加了双杠表演，似乎很出人意料，课外从没有人看见我练过。当时校刊这样介绍“……从东吴转来的小将也的确不凡。”所以我总说东吴教我如何活动如何玩，清华教我如何念书如何考试。

1941年重庆大轰炸，我在沙坪坝，当时校长尽活动当参政员而学校欠薪三个月，我作为教员代表向校长交涉，最后我说了一句“不是你走便是我走”。结果校长并没有被赶走，我只好自找出路。看到报载浙江大学招考化工研究生，这样我1941年底去了遵义，从此先做了一学期的研究生，后来又转教浙大化工系有机化学，这确是一件偶然之事，也可说我与浙大有缘。而浙大自校长，系主任以及同学的朴实求是的作风确实使我钦佩，从此我喜欢清华之心，一半分给了浙大，所以不少人还以为我是浙大毕业的。1988年中秋在美参加浙大旅美校友会，一位1945年毕业的校友当场介绍我上课的情景，他说：“四十年代我们上第一堂有机化学课，走进教室步上讲台的一位满脸书卷气，身着一袭长衫的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年青人，便是我们的教师冯先生，他告诉我们读有机化学要记忆与理解并重，要从复杂中找系统，从零乱中找一致，从片断中找连贯，这样可事半功倍了。”这些话我自己已全然忘记，但我总说浙大给我大好机会培养我如何读书，如何做事。

1945年我考取教育部英美奖学金公费留美研究生，十月初由重庆经昆明飞过喜马拉雅山，至印度加尔各答，候船期间与冯元桢、易家训、董铁室一起去地外西藏、尼泊尔、不丹、印度交界山冈的大吉岭二周。饱览Mt.Everest(珠穆拉玛峰)与Mt.Kinchinjunga(第二高峰)雄伟壮丽的景色，十一月下旬上船经印度洋、红海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后，风浪险恶，无法按原定圣诞节到达纽约，结果迟了二天。1946年一月初与易家训一起途经Buffalo同游尼加拉大瀑布，当时冰冻飞瀑，真是奇观。此后每次来美必去一次，车到South Beud易去普渡。我去诺脱丹大学报到，时值寒假，有点想转学lllinois大学念农化系，但当时在Lily制药公司清华老学长陈光旭告诉我Price教授将从lllinois到Notre Dame当系主任，此人年轻有为，非常出众，千万别转，结果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很好。Ptioe教授成了我的导师，还介绍我到美国轮胎与橡胶公司作Pellow。此后他不时带我去各地参加美丽化学会会议，我总说在美三年，导师教我如何做研究，带我步入国际圈子，见识学术世面。

1947年秋接清华聘书，要我下一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回清华，任教有机化学，原任马祖圣已去岭南大学，此课暂由钱思亮代，因此我于1948年七月离旧金山，坐船经太平洋回国，一路风平浪静与大西洋大不一样，同船有张宗燧，谈了不少数学界事，从此比较熟悉，八月底抵上海，他即北上，我留沪结婚。至十一月初，上海与天津，北京水陆交通都断，我只能坐上到天津搬迁某厂去台北的空船，五天五夜才到天津，曹竹轩来码头接，无法去北京，只好先住南开高振衡处一周，雇私人破汽车到达清华。住新林院12号，从此每当清华校庆，吴有训总来我家，顺便看他的旧居。我在化学馆上课不到一日，清华园即解放。有一天忽然同班同学吴征镒在家等我，他身穿黄军服，原来他是清华的军代表，确实没有想到。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化学系基本上并入由沙滩迁来燕京原址的北大，我先教了几年生物系有机化学，同时花了三年时间与师树简等一起负责盖了一座新的化学楼，后来教有机结构与高分子化学，但总是不很自在，念念不忘清华的景，清华的人。留在清华的子高先生一直用三轮车接我去清华化学馆上课。并带研究生，后来又兼化工系的课，此时感到理工分家之苦，要重建化学系，谈何容易。没有合适师资是一大问题，最受理工分家之苦的是清华与浙大，也是因这二校的理科为当时全国最好的，实在太可惜。我们好几个清华人到七十年代还在梦想回清华园，也有人说应该把燕京校址改为清华文法学院，那倒是好主意，说说而已。

记得1965年秋某晚，郭沫若院长宴请日本大阪有机化学教授代表团，要我去作陪。原因是团长井本捻一下飞机便提出要见我，他是看到我的一篇文章，从而我们交往甚多，组织了中日自由基聚合讨论会。每隔年分别在日本与中国召集，直到1991年在桂林开会为第六次。1993年起又扩大为亚洲聚合反应与精细高分子讨论会，为此使我回忆到四十年代在美时受到Price教授国际学术交流思想的熏陶，加上清华的自强不息与浙大的求是精神，构成我几十年来的行经蓝图，在此向我的四个母校致以敬意。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