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君 (1933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入学清华至今，转瞬64年过去了。
1929年8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全家都为我高兴。父亲最喜欢我；一贯学习好，并且是我家第一个女大学生；为我亲自找刘崇教授，托他照顾。又找到一级校友许孟雄和孟绪民，打听学校生活情况。母亲因我从小体弱多病，担心我长不大，现在却考上了全国有名的大学，心里自是非常高兴，忙着为我准备衣服被褥等。我自己更不必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盼到了注册报到的一天，早上由城里乘校车到校门（即现在的“清华园”二校门），迎新的同学们帮助我将行李拿到古月堂。女生宿舍的舍监汪沉先生已将宿舍分配好，我是在西房北头的一间，住三个人，同室的秀英和钟书已先我来到，只有对着门的一张床和一个书桌是留给我的。接着老同学领我去注册，交费，每人发了两个白床单、两个洗衣袋，伙食是包饭，一日三餐每月8元。一切都安排好了，又到校园浏览了一遍，感到一切都非常美好！
大一我读的是化学系，为了适应在大学读书的方式方法，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那时学校女生很少，所以组织球队、田径队、歌唱队……都叫我参加；由容启东先生（一级校友，当时生物系助教）组织的一个小乐队叫U.T.M.(Under The Moon)，我参加了，当时学校每周演一次电影是无声的，小乐队在放电影当中休息时演出助兴。
化学系只有两位女生：范希孟和我，后来又来了一位肖绍前。张子高老师是一位很细心的人，他注意到我做实验时经常咳嗽。在一次体检之后，他了解到我的身体健康情况，不适合经常受化学物品的刺激，劝我转系。
张老师的谈话使我很久不理解，因为我喜欢化学，暑假快到了，在第二级同学举行毕业典礼时，听到一个消息说，化学系缪元新在拿到文凭的那天去世了。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这才明白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并不是只看成绩，而是全面关心。作为一位系主任，真是不那么简单的，现在也才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第二年转入经济系，主修会计，又学统计。我对数字还是相当感兴趣的。教会计的余肇池老师，虽然用的是英文原版课本，但他讲课通俗，很能引导学生对功课发生兴趣，他没有教授的架子，这一门功课（包括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审计学）使我收获很大。统计课程的蔡可选老师和余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同，但是很容易理解和结合实际。这些课程都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马约翰先生是全国知名的体育家，他主张每天都要锻炼。大一女生的体育课由他亲自教，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运动员都必须参加锻炼。尤其是田径队员，1930年春建队之后，又由陈福田先生指导（Coach）、赵永余同学任干事（Manager）、加强锻炼，为参加北京市运动会做准备。
在这两年的锻炼中，我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身高长了，体重增加了，我能健康地活到今天，是与当年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
大二以后功课逐渐忙起来，课外活动也顾不上了。不料这时家庭，以至全国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动荡，首先是学校一再更换校长，接着“九·一八”事变，父亲又失业（原在京泰铁路局工作），使我几乎辍学。
毕业之后，也就是失业的开始，当时因政治动荡到处裁人，并且特别不愿录用女职员，有的地方待遇非常低或是离家远……，虽然家庭生活还不至依靠我（父亲这是已转入盐务局工作），但我自己认为已经毕业就不应再让家庭负担我的生活，最后只好找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总比无所事事强。
七七事变后，父亲工作调福建盐务总局，我也随着到了福建，才在泉州广州航政局厦门办事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会计、大学毕业生待遇），并且在生活上得到泉州盐务局的很多帮助照顾。
39年辞职随父亲单位到贡川，后又随福建盐务局长去重庆。在重庆找到我中学同学李国贞，她的爱人吴华甫重庆市工务局局长，他正在物色一个会计员，实际是作审计工作的，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那是外勤，待遇很优厚，但是每天要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外出工作。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能辜负我大学所学的业务，并且还要为女大学生争口气（在我上大学时，有人劝我父亲不如省点钱，反正毕业以后也只有出嫁，更受不了工作之苦）。
抗战胜利回到福建，在中学和职业学校教了5年书直到解放。这一段坎坷的生活，只有酸、辣、苦、咸、而缺少“甜”。
我是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走过来的，做到了“工作五十年”。虽然没有成“名”成“家”。但也是没有辜负母校培养教育之恩，堪以告慰的是，在这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得到人民的认可，我也才尝到了今天的“甜”。1986、1988、1989年曾分别获得北京市财政局、交通部、财政部有关财会工作三十年的奖励和荣誉证书。
陈德君 (1933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入学清华至今，转瞬64年过去了。
1929年8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全家都为我高兴。父亲最喜欢我；一贯学习好，并且是我家第一个女大学生；为我亲自找刘崇教授，托他照顾。又找到一级校友许孟雄和孟绪民，打听学校生活情况。母亲因我从小体弱多病，担心我长不大，现在却考上了全国有名的大学，心里自是非常高兴，忙着为我准备衣服被褥等。我自己更不必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盼到了注册报到的一天，早上由城里乘校车到校门（即现在的“清华园”二校门），迎新的同学们帮助我将行李拿到古月堂。女生宿舍的舍监汪沉先生已将宿舍分配好，我是在西房北头的一间，住三个人，同室的秀英和钟书已先我来到，只有对着门的一张床和一个书桌是留给我的。接着老同学领我去注册，交费，每人发了两个白床单、两个洗衣袋，伙食是包饭，一日三餐每月8元。一切都安排好了，又到校园浏览了一遍，感到一切都非常美好！
大一我读的是化学系，为了适应在大学读书的方式方法，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那时学校女生很少，所以组织球队、田径队、歌唱队……都叫我参加；由容启东先生（一级校友，当时生物系助教）组织的一个小乐队叫U.T.M.(Under The Moon)，我参加了，当时学校每周演一次电影是无声的，小乐队在放电影当中休息时演出助兴。
化学系只有两位女生：范希孟和我，后来又来了一位肖绍前。张子高老师是一位很细心的人，他注意到我做实验时经常咳嗽。在一次体检之后，他了解到我的身体健康情况，不适合经常受化学物品的刺激，劝我转系。
张老师的谈话使我很久不理解，因为我喜欢化学，暑假快到了，在第二级同学举行毕业典礼时，听到一个消息说，化学系缪元新在拿到文凭的那天去世了。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这才明白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并不是只看成绩，而是全面关心。作为一位系主任，真是不那么简单的，现在也才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第二年转入经济系，主修会计，又学统计。我对数字还是相当感兴趣的。教会计的余肇池老师，虽然用的是英文原版课本，但他讲课通俗，很能引导学生对功课发生兴趣，他没有教授的架子，这一门功课（包括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审计学）使我收获很大。统计课程的蔡可选老师和余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同，但是很容易理解和结合实际。这些课程都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马约翰先生是全国知名的体育家，他主张每天都要锻炼。大一女生的体育课由他亲自教，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运动员都必须参加锻炼。尤其是田径队员，1930年春建队之后，又由陈福田先生指导（Coach）、赵永余同学任干事（Manager）、加强锻炼，为参加北京市运动会做准备。
在这两年的锻炼中，我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身高长了，体重增加了，我能健康地活到今天，是与当年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
大二以后功课逐渐忙起来，课外活动也顾不上了。不料这时家庭，以至全国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动荡，首先是学校一再更换校长，接着“九·一八”事变，父亲又失业（原在京泰铁路局工作），使我几乎辍学。
毕业之后，也就是失业的开始，当时因政治动荡到处裁人，并且特别不愿录用女职员，有的地方待遇非常低或是离家远……，虽然家庭生活还不至依靠我（父亲这是已转入盐务局工作），但我自己认为已经毕业就不应再让家庭负担我的生活，最后只好找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总比无所事事强。
七七事变后，父亲工作调福建盐务总局，我也随着到了福建，才在泉州广州航政局厦门办事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会计、大学毕业生待遇），并且在生活上得到泉州盐务局的很多帮助照顾。
39年辞职随父亲单位到贡川，后又随福建盐务局长去重庆。在重庆找到我中学同学李国贞，她的爱人吴华甫重庆市工务局局长，他正在物色一个会计员，实际是作审计工作的，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那是外勤，待遇很优厚，但是每天要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外出工作。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能辜负我大学所学的业务，并且还要为女大学生争口气（在我上大学时，有人劝我父亲不如省点钱，反正毕业以后也只有出嫁，更受不了工作之苦）。
抗战胜利回到福建，在中学和职业学校教了5年书直到解放。这一段坎坷的生活，只有酸、辣、苦、咸、而缺少“甜”。
我是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走过来的，做到了“工作五十年”。虽然没有成“名”成“家”。但也是没有辜负母校培养教育之恩，堪以告慰的是，在这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得到人民的认可，我也才尝到了今天的“甜”。1986、1988、1989年曾分别获得北京市财政局、交通部、财政部有关财会工作三十年的奖励和荣誉证书。
